看。

金漆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冷硬的光。

“去，把世子刚才抄的《庄子》拿来。”

长史应声去了。

不多时，捧来几张墨迹淋漓的宣纸。

老周王接过来，就着光看。

字写得很有劲，但最后几行笔锋乱了，墨点溅在纸上。

他看到最后，目光落在“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那一句上。

“相忘于江湖……”老周王把纸搁回案上，闭上了眼。“他倒是想得开。”

长史不敢接话。

书房里，朱在铤重新坐回书案前。

他盯着自己刚才写的字，看了半晌，伸手将那几张纸拢到一起，慢慢撕碎。纸屑落进桌角的青瓷笔洗里，很快被残墨浸透，沉了下去。

他铺开一张新的宣纸，研墨。这一次，他研得很慢，很匀。

磨出来的墨汁清亮，没有一丝杂质。

他提起笔，悬腕，却久久没有落下。

脑海里翻来复去，都是父亲最后那句话。

错的是这个世道。

可世道是什么？

是洪武皇帝定下的祖制？

是这百十年来越积越烂的弊病？

是朝堂上那些各怀心思的官员？

还是全天下的藩王宗亲，都躺在祖宗功劳簿上，等着坐吃山空？

他写那道疏的时候，想的是《周礼》，是“亲亲尊尊”，是“贤贤”。他觉得宗室既然受国恩，就该在国难时伸手。多简单的道理。

现在他才明白，这道理一点也不简单。

伸手，就变了味。就从自家人，变成了对立面。

笔尖终于落下，在宣纸上拖出一道湿润的黑线。

他写了两个字——“义利”。

然后停住。

义与利，从来不是非此即彼。

朝廷要的是义，更要利。

藩王要的是利，嘴上喊的是义。

他当初只看到了义，没看到底下埋着的利。

现在，他两样都看清了，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

“世子。”门外传来长史的声音，很轻。“王爷新赐了茶，是信阳毛尖。给您送一盏？”

朱在铤没有抬头。“放在门口。”

脚步声远去。

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忽然，他提起笔，在“义利”旁边，又添了两个字——“取舍”。

墨迹未干，他搁下笔，吹了吹纸面。

四个字并排立在纸上。

取义？还是取利？周王府现在选了“义”，但代价是什么？舍弃的又是什么？

他似乎能看到代王在大同摔酒碗的样子。想象楚王在武昌听戏时的漫不经心。猜测蜀王在成都拨着核桃的算计。

他们未必不懂“义”，只是更看重“利”。

而朝廷，把“义”的匾额送来了，把“利”的刀子也磨快了。

周王府夹在中间，两头不落好。

除非……

朱在铤的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这念头很清淅，象一道劈开迷雾的闪电。

除非，周王府要的不只是“义”的虚名。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院子里那棵老树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白的天空。

几只麻雀蹲在枝头，缩着脖子，一动不动。

朝廷要的是杀鸡儆猴。

周王府当了这只鸡。

但鸡也可以不死——如果它能下金蛋。

五千两银子，买了一块匾。

但这块匾，能不能换回更多？

比如，朝廷在清查田产、追缴赋税的时候，周王府是不是也能分一杯羹？

比如，朝廷推行新法，需要人手，周王府的子弟，是不是也能出仕？

义，可以是敲门砖。

利，也可以是敲门砖。

关键在于，怎么敲，敲哪一扇门。

他转身走回书案，将那张写着“义利取舍”的纸拿起来，仔细叠好，压进镇纸底下。

然后，他重新铺开一张宣纸，提笔醮墨。

这一次，他写得很稳，每一笔都一丝不苟。

写完之后，他吹干墨迹，将信纸折起，装进信封。封口处，他用火漆封了，又在漆面上按了自己的私印。

“来人。”他朝门外唤了一声。

一个小厮快步进来。

“这封信，送到京师，赵阁老府上。走驿站，八百里加急。”

小厮双手接过信，不敢多问，躬身退了出去。

朱在铤重新坐回椅子上。

他看着空荡荡的书案，又看了看桌角那个装着纸屑的笔洗。

水面微微晃动，映出他模糊的脸。

他忽然觉得，自己好象真的长大了。

不是从年龄上，而是从这一刻起。他看清了棋盘，也看清了自己这颗棋子的位置。

至于下一步怎么走……

他抬手，将笔洗里的水缓缓倾倒在窗台的花盆里。

浸透了墨汁的纸屑混着污水，渗进泥土，再也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