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训》里写得明明白白——宗室不得参与士、农、工、商四民之业。

士，不能读书做官；农，不能种地务农；工，不能做工匠人；商，不能经商做生意。

四个行当，全部堵死。

宗室子弟从出生那天起，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等着朝廷发俸禄，二是饿死，没有第三条路。

太祖制定这条规定的时候，大概也是好心。

他怕宗室与民争利，怕宗室仗着身份欺压百姓，怕宗室丢了皇家的脸面。

他以为朝廷会永远有钱供养宗室，以为朱家的子孙永远不会太多，以为他自己定下的俸禄标准足够让每一代宗室都过得舒舒服服。

可是他错了。

藩王宗亲的数量在以几何级数增长。

一个亲王生十个儿子，十个儿子每一个都是郡王。

一个郡王生十个儿子，十个儿子每一个都是镇国将军。

镇国将军再生，辅国将军再生，奉国将军再生——到了五六代之后，宗室的人口已经是天文数字。

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长。

田赋停滞不前，盐税被走私侵蚀，商税收不上来，矿税年年拖欠。

宗室人口翻着跟头往上涨的时候，朝廷的银袋子却在原地踏步，甚至是不断倒退。

到了明朝后期，宗室人口已经突破几十万。

几十万人，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全部要朝廷买单。

朝廷买不起，只能拖着不给。

那些被拖欠俸禄的低级宗室，日子过得比普通百姓还不如。

有的饿死在街头，有的拖家带口去讨饭，有的改姓埋名偷偷去码头扛大包、去砖窑烧砖、去铁匠铺打下手。

他们不敢说自己是朱家的子孙，因为说了没人信，信了也没人管，管了也没钱给。

而那些高层的藩王呢？

亲王、郡王们，待遇丰厚，庄田遍布，家奴成群。

他们不在乎底层宗室的死活，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人存在。

底层宗室也不会去找他们，因为找了也没用。

藩王没有义务养活远房亲戚，朝廷也指望不上藩王来解决宗室问题。

朱厚照记得自己在天上看到过那些画面。

嘉靖年间，山西、河南一带，成群结队的宗室子弟拖着家眷在街头讨饭。

他们穿着破衣烂衫，脸上脏兮兮的，手里捧着破碗，走到大户人家门口磕头。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朱家的子孙，没有人会在意他们姓什么。

他们只求一口吃的，只求不饿死。

有些人饿得受不了了，就去偷、去抢、去骗。

被抓了，地方官按律判刑，该打板子打板子，该蹲大牢蹲大牢。

没有人会为一个“朱”字网开一面，因为那个“朱”字已经不值钱了。

朝廷欠他们的俸禄，比他们偷的那些东西值钱多了，但朝廷不认账，他们也没有地方讲理。

有些人实在走投无路了，就去重拾太祖的旧业——当和尚、当乞丐。

太祖当年做过和尚，也做过乞丐。

但太祖是为了找一条活路，是为了活下去。

而这些人，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走了同样的路。

只是太祖后来成功了，成了皇帝。

而他们，永远都是乞丐。

这是何等的讽刺？

朱厚照的手指又敲了起来，节奏比刚才快了几分。

藩王宗亲已经成了趴在大明身上吸血的一条条寄生虫，从太祖时期的一根小管子，慢慢长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参天大树。

无数的枝杈密密麻麻地扎进大明的血肉里，贪婪地吮吸着这个王朝的养分。

朝廷的银子、粮食、布匹、盐引，一车一车地往藩王府里送。

而藩王府回报给朝廷的，除了偶尔的几句“陛下圣明”之外，什么都没有。

这不是藩王的错。

朱厚照在心里默默地补充了一句。

他知道，这不能全怪藩王。

他们也是被制度圈养起来的人，从一出生就被关进了笼子里。

太祖设了笼子，太宗加固了笼子，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往笼子上加锁。

藩王们从出生那天起，就被关在这个笼子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自己除了等俸禄还能做什么。

有的藩王不甘心，想挣扎，想出笼子。

宁王朱宸濠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他此前在南昌招兵买马，图谋造反，除了有与他们燕王一系的昔年恩怨之外，同时也是因为他不想被关在笼子里等死。

他要出去，他要当自己的主人，他要让宁王一系不再寄人篱下。

朱厚照理解宁王的心思，但他不能允许宁王造反，不能让历史重演。

朱厚照的手指在扶手上猛地顿了一下，发出“笃”的一声脆响。

那声音在安静的殿内格外清晰，像是一个句号，将刚才那一段思索画上了终止符。

所以他要解决藩王问题，不是为了太祖，不是为了太宗，不是为了列祖列宗——是为了大明，为了他自己，为了这个他坐在上面的龙椅能稳稳当当地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