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来？

从他们这些沿海的士绅家族手里来。

朝廷要造船，就要征用他们的船坞——他们的船坞是几代人经营下来的，是他们海上贸易的命根子。

船坞被征用了，船就造不出来了；船造不出来了，生意就做不成了；生意做不成了，银子从哪里来？

朝廷要买物资，就要从他们的仓库里调货——他们的仓库里存着丝绸、瓷器、茶叶、铁器，那是准备运到南洋、运到印度、运到波斯去卖的。

被朝廷调走了，拿什么去卖？拿什么去换银子？拿什么养活船队、养活水手、养活一家老小？

朝廷要组织船队，就要征调他们的水手和舵工——他们的水手和舵工是花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银子才培养出来的，那是他们海上贸易的核心竞争力。

被朝廷征调走了，谁来给他们开船？谁来给他们导航？谁来给他们卖命？

朝廷要耗费银子，就要从他们的口袋里掏钱——他们的银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船一船从南洋运回来的，是一笔一笔从生意里赚回来的。

朝廷要拿走，凭什么？

他们不愿意。

于是他们极力鼓动朝中相关大臣劝阻英宗皇帝，说下西洋靡费国帑、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他们说西洋诸国蛮荒之地，无宝可求，无利可图。

他们说永乐年间七下西洋，把国库都掏空了，不能再重蹈覆辙。

他们的劝阻，英宗皇帝不听。

英宗皇帝不但不听，反而把那些劝阻的大臣贬的贬、罚的罚、赶的赶。

朝堂上再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皇帝要下西洋，谁也拦不住。

圣旨已经拟好了，船队已经在准备了，银子已经拨下去了——一切都不可逆转了。

于是，他们就动用了最后的手段。

正统十三年，浙江矿工叶宗留率众起义。

叶宗留本是浙江处州府的一个矿工头目，手下有几百号矿工。

矿工们在深山里挖矿，被官府的矿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早就想反了。

但光有矿工没有用，矿工们只有锄头和扁担，打不了仗，成不了气候。

可如果有人给他们提供银子、提供武器、提供粮食、提供情报呢？

叶宗留的起义，很快从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从几千人发展到上万人。

矿工们拿着锄头和扁担冲下山，抢官府，砸衙门，开粮仓。

朝廷派兵来剿，他们就躲进深山。朝廷的兵走了，他们又出来。

打了两年多，朝廷的兵疲了，朝廷的将累了，朝廷的银子花光了，叶宗留的队伍却越来越大。

正统十四年，福建佃农邓茂七率众起义。

邓茂七是福建沙县的一个佃农头目，手下有几十号佃农。

佃农们在官田的地里刨食，被地租压得喘不过气来，早就想反了。

但光有佃农没有用，佃农们只有镰刀和扁担，打不了仗，成不了气候。

可如果有人给他们提供银子、提供武器、提供粮食、提供情报呢？

于是邓茂七的起义，也很快从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然后又从几百人发展到成千上万人。

朝廷派兵来剿，他们就利用福建的山地地形和朝廷的兵周旋。

朝廷的兵来了，他们跑了；朝廷的兵走了，他们又回来了。

打了两年多，朝廷的兵疲了，朝廷的将累了，朝廷的银子花光了，邓茂七的队伍却越来越大。

可以说，两场起义几乎是同时爆发，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席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数省，涉及数万矿工和农民。

最后朝廷被迫调动中央大军镇压，耗费了无数银子和兵力，历时近五年，才将这两场起义镇压下去。

这两场起义的直接后果是——下西洋计划被彻底搁置，最终完全放弃。

朝廷再也没有提过下西洋的事，不是不想提，是不敢提。

因为一提下西洋，就有人提起叶宗留，就有人提起邓茂七，就有人提起那五年流了多少钱、死了多少人、打了多少仗。

皇帝怕了，朝廷怕了，再也没有人敢说“下西洋”三个字。

而这两场起义背后，是谁在提供银子？是谁在提供物资？是谁在提供情报？是谁在朝廷的大军到来之前，提前通知起义军转移？

在座的人心里都有数。

不是一家，是很多家。

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

他们出钱，出物，出人，出情报，甚至出谋划策。

他们躲在幕后，看着叶宗留和邓茂七在前面冲锋陷阵，看着朝廷焦头烂额，看着下西洋的计划一步步被搁置、被拖延、最终被放弃。

没有人追查过他们，因为没有人敢追查。

朝廷不是不知道，是不想知道。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把这些家族全部抓起来？

那沿海的海防谁来守？

那每年的赋税谁来交？

那朝廷在东南的半壁江山谁来管？

朝廷需要他们，离不开他们，不敢动他们。

英宗旧事——这四个字，就是他们的底牌，是他们在万不得已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