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向浩东呢？

梁宇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灯管有些老化，一闪一闪的，发出细微的嗡嗡声。

自己救过向浩东的命。

这个关系摆在那里，向浩东对他确实一直另眼相看，在关键时候还帮自己出了手。

如果把材料交给向浩东，通过他的渠道往上递，安全性肯定比自己去搞要高得多。

但是……梁宇的眉头微微拧了一下。

人情这东西，用一次少一次。

向浩东帮自己推了专班的事，已经欠了他一份。

如果再让他出面去捅孙有福，这份人情就差不多彻底消耗掉了。

更重要的是，向浩东愿不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

扳倒一个副县长兼公安局长，不是动动嘴皮子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

向浩东有自己的政治盘算，他要考虑的不是梁宇一个人的安危，而是整盘棋。

梁宇的手指在桌面上又叩了两下，然后停了下来。

不，这件事，不能假手任何人。

自己做，匿名做。

他睁开眼睛，目光落在窗外的老槐树上，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叫着。

四月初的阳光通过玻璃照进来，落在他的桌面上，光影斑驳。

心中有了决断，整个人反而轻松了。

接下来的几天，梁宇白天照常上班、写材料、处理日常事务，一切如常。

但每天晚上回到宿舍，他都会关上门，拉上窗帘，把那沓材料从头到尾再过一遍。

时间、地点、金额、人名、关系链条——每一个细节都要经得起推敲。

前世记忆中孙有福落马的罪名，他对照着2006年这个时间节点，一点点剔除那些尚未发生的事，只留下已经既成事实的部分。

包养情妇、私生子的线索，他反复确认过。

凌雅，县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名下有一个七岁的男孩，户籍资料显示父亲一栏是空白的。

但梁宇知道，并且百分百确定，小男孩的母亲是凌雅，父亲肯定就是孙有福。

光是这一条，就够孙有福喝一壶的。

周六一大早，梁宇穿了一件平时不怎么穿的深灰色夹克，戴上一顶黑色鸭舌帽，又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医用口罩揣进口袋。

他对着镜子看了看，确认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才出了门。

从清江县到五河市，大巴车晃晃悠悠地开了一个把小时。

梁宇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只是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和村庄。

四月初的江东，油菜花开得正盛，大片大片的金黄色从车窗边掠过，象是打翻了的颜料盘。

他没心思看风景，脑子里在一遍遍地过流程——先寄哪一封，后寄哪一封，走多远寄一封，怎么变换交通工具。

上午九点半，大巴车驶进五河市长途汽车站。

梁宇下了车，没有急着出站，而是先在车站的洗手间里把鸭舌帽戴上，口罩也戴上了。

他对着洗手台前的镜子看了看——镜子里那个人，连他自己都有点认不出来。

出了车站，他没有直接去找邮筒，而是先拦了一辆的士。

“师傅，随便转转，往市中心开。”

的士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大概是觉得这客人有点奇怪，但也没多问，一踩油门上了路。

车子在五河市的大街小巷里穿行了将近二十分钟，梁宇在一处人流量较大的商业区附近下了车。

他步行了大约三百米，在一个十字路口拐角处看到了那个绿色的邮筒。

邮筒有些年头了，漆面斑驳，投递口下方印着“开箱时间”四个字，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梁宇左右看了看，确认没有人在注意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不紧不慢地塞进了投递口。

信封落进去的时候，发出“咚”的一声轻响，闷闷的，象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没有停留，转身就走。

走了大约两百米，上了一辆刚好到站的公交车。

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开了五六站，他在一个居民区附近下了车，又找到了第二个邮筒。

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

每一封举报信的收件部门都不一样——市纪委、市公安局、市委办、市政府办信访科、省纪委、省公安厅、省检察院……整整十五个信封。

十五个不同的收件单位，像撒网一样，复盖了省市两级所有可能管得到孙有福的部门。

梁宇做事有个习惯：要么不做，做就做绝。

广撒网，总有一网能捞到鱼。

这么多部门，总不至于每一封都被压下来。

只要有一封到了该到的人手里，孙有福这颗雷就算彻底点着了。

最后一封信投进邮筒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四十。

梁宇站在街边，看着那个绿色的邮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吐出来。

四月的风从街口吹过来，带着一股梧桐树叶的青涩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