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的专访，选在在一个胡同深处的茶馆内。

外面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但茶馆却闹中取静、茶香袅袅。

任夏准时到达，推门进去时，文汇报的采访团队已经抵达。

主采访人章义五十岁上下，戴一副细边眼镜，穿着熨烫平整的灰色中式衬衫，旁边坐着年轻的记录员和摄影师。

“任夏先生，请坐。”章义起身握手，动作一丝不苟，“我是章义。感谢你接受采访。”

“章主编客气了。”任夏在对面坐下。

茶案上除了录音笔，还摊开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着问题要点。

双方此前已经对采访主题有过沟通，因此章义也没有太多寒喧，直接切入正题：

“过去一个月，你的名字和影视批评、网络舆论、甚至司法案件绑定在一起。现在风波渐渐平息，我想问你的是，在度过了这么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后，你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电影？亦或者是，你认为电影的本质是什么？”

任夏看着章义的眼睛。这位主编的眼神里有审视，但更多的是真正的探究欲。

看得出来，这位行业内颇有资历的主编没有猎奇或站队的兴趣，他是真的想通过这次采访，从自己身上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电影是艺术，是商品，但首先是给观众看的故事。”任夏思考片刻，缓缓开口，“导演的职责，是用视听语言把这个故事讲好、讲真、讲透。但现在的中国电影圈，很多导演忘记了这个根本，所以才会出现了很多怪象。”

“你说的怪象，具体指什么？”

章义追问。

“很多，但普遍性的问题有两个。”任夏竖起两根手指，“第一，耻谈爱国；第二，脱离观众。”

章义的笔尖顿了顿，抬眼：“请详细说说。”

“先说耻谈爱国。”任夏身体微微前倾，“这不是说每部电影都要高喊口号。而是指一种创作心态：有些导演，尤其是一些所谓有国际视野的导演，下意识地认为，在电影中正面呈现国家、民族、集体这些概念，是不高级的、不普世的、不前卫的，是会被国际电影节评委嗤之以鼻的。”

“于是他们刻意回避、淡化、甚至扭曲。”任夏语气平静，但每个字都象钉子，“正比如鲁川在《可可西里》里抹掉所有官方标识，在《南京！南京！》里用一个虚构的日本兵视角稀释民族苦难那样。”

“这不只是艺术选择，这更是价值观的自我阉割。这些人导演骨子里觉得，只有让中国人显得愚昧、落后、野蛮，才能获得国际认可。这种思想由来已久，现在已经是根深蒂固，鲁川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章义快速记录，追问道：“你认为这种心态的根源是什么？”

“根源很复杂。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文艺思潮的遗留影响，有对西方电影节评价体系的盲目崇拜，还有就是一些人纯粹的投机心理。”

“投机心理？”

“对，一些导演发现，拍符合西方想象的中国故事，不仅有机会拿到国际电影奖项，也更容易获得个人声誉，所以开始投机。”

“国际奖项不好吗？获得国际奖项，不也是代表了中国电影人的声誉？”

“国际奖项不是不好，而是被神化了，很多导演唯国际奖项是从，满脑子都是什么新潮流主义、什么普世价值，把拍电影变成了向国际电影节邀功献媚的应试考试，这难道能说是好事情吗？”

“应试考试，这个提法很新颖，也很尖锐。”

章义再次顿了顿笔，看向任夏，“谈谈你提的第二个问题吧，你如何得出中国电影脱离观众这个结论的？”

“电影是拍给谁看的？当然是观众。但现实中，很多导演拍电影，是拍给投资人看，拍给电影节评委看，拍给圈内同行看，甚至拍给未来的影评人看，唯独不是拍给普通观众看。”

任夏端起茶杯，润乐润嗓子继续开口：“这就导致影视圈内出现了各种怪现象：故事讲不明白，美其名曰留白；逻辑漏洞百出，说成超现实主义；人物面目模糊，辩解称人性复杂。观众看不懂，就是观众没品味；观众不喜欢，就是观众太肤浅，这难道不是脱离观众吗？”

“所以你之前的视频，内核方法论就是让观众看懂。你认为这是打破这种局面的关键？”

“至少是开始。”任夏放下茶杯，“观众不是傻子。他们可能不懂镜头语言、叙事结构这些术语，但他们有最朴素的审美直觉和情感判断。”

“一部电影好不好，他们心里清楚。问题在于，当导演用专业的包装来掩盖作品的缺陷时，观众会自我怀疑——是不是我水平不够？是不是我没看懂？”

“所以你的视频不只是给他们一个解读电影的武器，其实也是在呼吁，让观众获得评价电影的权力？”

“不是让他们获得。”

任夏神色变得严肃，纠正道，“评价电影本身就是观众的权力，只是长久以来被人为的剥夺了。”

“就好比在我的视频发布前，就有很多人觉得《南京！南京！》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