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兰坦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费兰继续说：“你以为我在危言耸听？我告诉你，歷史上那些资本反扑的经典案例，都是从这种『灵活』开始的，一份法案，如果不能在源头上把权力钉死，以后就会被一点一点撬开，最后剩下的，只是一个漂亮的空壳。”

巴兰坦沉默了。

他知道费兰说得对。

但他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这一条写软。

因为如果条文写得太硬，太明確，那些財团的面子上掛不住，他们可能会当场翻脸，导致谈判破裂

费兰看著他，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这就是1933年的人。

他们没有经歷过罗斯福新政之后的时代，没有见证过资本如何被戴上韁绳，没有看过那些后来才被写进法律的红线。

对他们来说，摩根就是摩根，洛克菲勒就是洛克菲勒。

那些名字背后，是国家財富资本的代名词，是无数的工厂、铁路、银行，是无数人的饭碗。

敬畏，终究是刻在他们骨头里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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