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陆北顾来讲，他之所以要帮助张载完善“气本论”，是因为在陆北顾看来这套理论，完全可以演变成更有助于促进近代科学产生的思想。

因为近代科学，是绕不开对于宇宙本体的认识的。

而“气本论”，只要稍加引导，即可很容易地产生“去研究构成宇宙的“气’里面到底有什么”的问题。

但程颢的提问性质就不一样了。

这涉及到了中国古代哲学里另一个重要领域，也就是“心性论”。

“心性感应，如见孺子入井，怵惕恻隐之心自然生发，此乃仁心之端倪。此“心’感于“物’，即孺子之危境，此“感’岂非也是一种“矛盾’之交感？”

“然此交感所生，非杀伐争夺，乃恻隐之仁！此“仁’之生发，是矛盾交感之自然结果乎？抑或是超越于矛盾之上、调和矛盾之根本力量？”

“若矛盾为根本动力，则“仁’之地位如何安立？“浑然与物同体’之感，是矛盾调和之极致，还是超越矛盾之境界？”

程颢的诘问非常刁钻。

他直指“矛盾论”与儒家核心价值“仁”的关系，以及心性感通的超越性问题。

换言之，程颢非常担心担心过度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会消解“仁”的绝对性与超越性。对于现代人来讲，听到这个问题，可能会觉得一头雾·水 . .…什么“仁”不“仁”的，这玩意又不能当饭吃，似乎在生活中也没有发挥什么重要影响，所以没有太大的价值。

对于现代人来讲当然如此，因为现代社会，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作为物质基础以及原子化的公民作为必要前提下，是可以靠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的，现代社会能够保证法律具有强制执行的效果，犯罪成本极但古代并非如此。

古代想要单纯地靠法律来长期维持社会稳定，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就没有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所以任何王朝都做不到。

而古代维持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一套能够形成天下共识的道德观念体系。

这套道德观念体系不仅百姓要认，士人也要认，这就需要在符合现实情况的前提下具有完备的哲学逻辑与正义性，否则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而从孔孟以来，“仁”始终是中国古代哲学体系里最重要的几块道德基石之一。

所以任何哲学上的理论突破，都不能以动摇这些道德基石为前提，否则的话，整个社会都会出现人心惶惶、动荡不安的情况。

陆北顾思考片刻后，说道：“伯淳兄忧“矛盾’或遮蔽“仁心’，此乃护持根本之赤诚。但我以为，若论“仁心’，无法离开“天地之仁’。”

“天地生物之心，即是大仁。此“仁’之流行，正在于阴阳矛盾之“和’而非“斗’，春生夏长，乃阴阳调和，生机勃发；秋收冬藏，乃阴阳转化，涵养生机。此即天地之仁，人得天地之中气，故能体认此“仁’。“恻隐之心’正是人心感于外物，其内在仁性与不忍之情此矛盾交感而自然生发之结果。”“此交感所生之仁心，非否定矛盾存在，而是以仁心去认识矛盾、调和矛盾、引导矛盾向生生不息之“和’转化。故「浑然与物同体’之境界，才是洞察万物矛盾后，以仁心贯通所达至的境界。”陆北顾没有真正去回答程颢的问题，只是用一个更大的命题，也就是“作为大仁的天地生物之心”，来包含了“作为小仁的个人之心”这个小命题。

通过告诉程颢，天地规律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来回避掉了“过度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是否会消解“仁’的绝对性与超越性”的问题。

之所以陆北顾选择回避，是因为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这个问题，注定不会再成为问题。

任何哲学思维与哲学定义的产生，都是有其历史背景与物质基础的，“仁”也同样如此，而当历史进程不断向前，其物质基础不复存在，那么自然对现实的影响也就会极大地减弱了。

程颢毕竞年轻，思辨能力和思维逻辑还都远不上张载，所以一时半会儿，并没有从弯弯里绕出来。他旁边的程颐却一直在凝神静听，此刻方才开口：“愚以为，此论若推及人伦礼法、历史兴替，则有根本之难。”

程颐言辞，直指核心：“《易传》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即天理也！天理恒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日月运行，寒暑交替，自有其不易之序，此乃天理之彰显。言矛盾交感推动变化，此变化之“迹’，愚不否认。然驱动此变化、规定此变化轨迹与极限者，岂非恒常之“天理’？若只言矛盾之变，不言天理之常，则变化无根，流于诡辩，近乎告子“生之谓性’、“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之论矣！”

“更者，圣人制礼作乐，非凭空臆造，乃因循天理，洞察人伦自然之“分’与“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伦之分位，乃天理之节文，万世不易之纲常。”“若依“矛盾’之说，强调矛盾之转化、主次之变迁，则是否意味着此纲常伦序亦可随“主要矛盾’之转移而更易？譬如，若“民疲国弱’为当下主要矛盾，是否便可动摇君臣父子之根本大义以求速效？此岂非商鞅、韩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