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不是被我们（指秦、汉）所并？不过，这股不服就干的劲头，倒是对胃口。”

汲黯却大摇其头：“陛下！此乃悖逆乱常之言！楚国僭号称王，窥伺神器，乃是无君无父之逆行！纵使其一时强盛，终不免身死国灭之下场（指为秦所灭）。岂足为法？为政当以德服人，以礼化俗，岂能效此蛮横之举？”刘彻摆摆手，不以为意：“汲黯，你只知其一。楚国虽灭，然其地其人其俗，今已为朕之郡县，其悍勇之气，亦可为朕所用。至于文化且看天幕如何分解。”

天幕并未停留在政治军事的对抗上，光影流转，开始深入展示那令楚人敢于蔑视周礼的文化底气——独树一帜的楚文化。

画面首先呈现的是两部典籍的对比：《诗经》（古朴简册）与《楚辞》（绚烂帛书）。字幕点明：【《诗经》代表中原正统诗歌传统，由周王室采诗官收集、孔子编订，反映黄河流域诸国风貌。《楚辞》以楚国诗人屈原作品为核心，是南方长江流域文化的瑰丽结晶，与《诗经》并列为先秦文学双峰。

天幕并列展示诗句：

再对比：

天幕还快速闪现了《九歌》中其他篇章：《少司命》的人神悲欢，《山鬼》的山林精灵之诡媚，《天问》对宇宙洪荒的磅礴诘问光影交织，香草美人，神灵鬼魅，龙鸾云霓，构成一个光怪陆离、情感奔放、想象力无远弗届的瑰丽世界。

旁白总结：【《诗经》如厚土，质朴写实，含蓄节制，重群体伦理与日常情感。《楚辞》则如长天，瑰丽浪漫，激情澎湃，重个体抒发与超凡想象。二者共同构成华夏文明早期文学的壮阔图景。楚文化以其高度的主体性、独创性和艺术感染力，证明了其绝非“蛮夷”，而是与中原文化双峰并峙、各擅胜场的伟大文明形态。楚国在政治上的桀骜不驯，正源于此深厚而自信的文化根基。】

看到这里，万朝时空，尤其是那些文化昌明、注重文章辞采的时代，反应更为热烈和复杂。

刘彻眼中的兴趣更浓了。“《楚辞》…屈原…朕读其《离骚》，确感其文辞瑰丽，情感激荡，迥异于《诗三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此等心胸气魄，非拘泥礼法之中原腐儒所能有。难怪楚人敢问鼎，其文心即具吞吐宇宙之志！”他本身爱好辞赋，身边聚集了司马相如等赋家，其赋作虽与楚辞风格不同，但那种铺张扬厉、想象宏富的特点，未尝没有受到楚文化余韵的影响。此刻天幕将楚文化提升到与中原正统并列的高度，让他对自己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更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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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等文学侍从更是看得心驰神往。“《楚辞》之想象，真可谓‘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司马相如感慨，“其辞藻之富丽，意象之奇诡，为我等作赋开辟了无尽法门。原来这源头，在荆楚之间。”

汲黯等人虽仍对楚国的政治“悖逆”耿耿于怀，但面对天幕展示的如此灿烂的文化成就，一时也难以再用“蛮夷”二字简单贬斥，只能沉默。

这个文化极度自信开放的时代，对天幕展示的楚文化多样性抱以极大的欣赏和共鸣。

李白正在某处酒肆狂饮，抬头望天，看到“青云衣兮白霓裳”之句，拍案叫绝：“妙哉！此真吾之前辈也！楚人气象，果然非凡！某之‘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正是从此中化出！”他对楚文化中那种超越现实、遨游天地的自由精神深感契合。

杜甫则更关注其情感深度与社会关怀，捻须沉吟：“《楚辞》怨诽而不乱，盖因情真而词切。屈原忠而被谤，发而为《离骚》，其心可鉴，其文可传。楚虽被视为蛮，然能出此等忠臣文化，焉能轻之？‘国风’缺楚，实乃周采诗之憾。”

白居易与元稹等在中唐倡导新乐府运动的诗人，则从中看到了文学反映地域风情、表达个体情感的多样性可能。“《诗经》有十五国风而无楚风，然楚声自存于《楚辞》，别开生面。”白居易对友人说道，“可见文章之道，不在是否合乎‘正统’，而在是否发自真情，是否具有独特生命力。楚文化于此，足为后世师。”

普通文人百姓，则被《楚辞》中那些奇幻的画面和热烈的情感所吸引，觉得比起《诗经》的含蓄，别有一番动人的魅力。茶楼酒肆间，关于楚辞意象、楚地巫风的讨论一时成为热门。

文人士大夫阶层对天幕的反应更为理性与学理化。欧阳修、苏轼等人本身对《楚辞》有精深研究。

苏轼看到“射天狼”之句与自己词作的关联，不禁莞尔：“不错，不错，原来苏某之词，亦承楚人余烈。”他转而严肃对弟子们说：“观天幕可知，文化之盛，非必源于中原正统。楚地处南，兼收并蓄，巫风炽烈，山川奇秀，故能孕育出《楚辞》这般瑰丽深挚之文。其敢于标新立异，自成一家，此种文化自信与创造力，尤值得我辈思之。文章最忌雷同，当如楚人，各尽地域之胜，各抒性情之真。”

理学家如二程、朱熹的弟子们，则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楚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