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我们的人递进去的？”

“不是。”主任摇头，“卡斯特罗不需要别人替他写稿。”

“但我们的人帮他确认了一些数据，特别是美国碳排放占历史累计24那个数字。”

“哈瓦那原本用的是70年代的老数据。”

“很好。”龙怀安端起茶杯，“让南方知道谁是朋友。”

“让北方国家知道南方国家不是一盘散沙。”

同日晚，里约会展中心地落车库。

克劳斯手下最得力的手下，前斯塔西外勤汉娜·沃尔夫，与一名南亚环境ngo负责人进行了二十分钟“偶遇”谈话。

这位负责人是“七十七国集团”峰会，谈判团队的非正式顾问。

“你们明天要在谈判桌上，提技术转让和生态债务，”汉娜用流利英语说道。

“欧洲人会点头同意的，但美国人应该会继续保持沉默。”

“但你们需要让美国人开口，愤怒的，防御性的，拒绝的开口，只要说话就可以，无论说什么。”

“为什么？”顾问问。

“因为沉默不是新闻。”

“布希说美国生活方式不向谈判开放，是全世界的头条。”

“如果他只是坐在那里不吭声，头条就是峰会平淡收场。”

汉娜递过一张纸条。

“明天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签字仪式，美国代表团不会出席。”

“我们需要你们的人在签字后，立即召开记者会，不要骂美国，要感到遗撼，为地球遗撼，为人类遗撼。”

“语气要沉痛，不要愤怒。”

顾问看了纸条，上面是预先拟好的三句英文：

“美国缺席的地方，不是签字的空白，是领导力的真空。”

“世界等了十二年才等到里约，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等到华盛顿。”

“我们不是来谴责，我们是来邀请，邀请美国添加人类共同的未来。”

“这不是谴责，”顾问抬起头，“这是挽联。”

“是的。”汉娜说，“挽联比骂街更让人睡不着。”

第二天下午，153个国家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

美国席位空置。

南方国家代表记者会的三句话，当晚登上《纽约时报》网站主页。

次日出现在巴黎，柏林，伦敦十七家报纸的评论版。

《卫报》专栏作家写道：“里约有许多沉默，但最响亮的沉默，来自那个空着的座位。”

92年6月中旬，里约峰会在妥协与失望中闭幕。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没有约束性减排目标，《森林原则声明》被批评为“空洞的废话”，《21世纪议程》所需资金连三分之一都没落实。

但九黎的战略室不关心协议文本。

他们只关心情绪的流向。

“美国成功被塑造成唯一的反派，”李征宇在跨洋电话中对克劳斯说，“现在需要第二步：让欧洲人质问自己的政府，为什么你们跟着反派走？”

“时间窗口？”克劳斯问。

“三周后，慕尼黑，g7峰会。”

“七国首脑坐在一起讨论经济，我们要让他们的麦克风里传进街上的口号。”

克劳斯沉默三秒：“三周足够，但我们需要一个引爆点。”

“会有的。”

92年7月3日，慕尼黑。

g7峰会原定议程是讨论后冷战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失业问题和对俄罗斯援助。

但会址周围三公里范围内，两万名抗议者让所有计划都变了形。

这不是普通的示威。

上午十时，玛利亚广场。

五千名年轻人从八个方向同时涌入，没有人喊领袖口号，没有人举统一制式的标语牌。

但他们的标语内容惊人地一致，是专业印刷的英德双语海报。

“美国人每吃一个汉堡，亚马逊雨林就冒起一阵青烟。”

“环境杀手，滚出去。”

另有相当数量的标语矛头转向德国政府：

“科尔在里约说了正确的话，在华盛顿说了错误的话。”

“波恩的外交官有两个舌头，一个对欧洲说环保，一个对美国说遵命。”

“北约演习的碳排放谁来买单？巴伐利亚的天空不是靶场。”

抗议者封锁了通往峰会会场的四条主干道中的三条。

一万两千名防暴警察全副武装。

对峙最激烈的场景，发生在美国驻慕尼黑总领馆门前。

当地报纸称之为“美国之家”的那栋现代主义建筑。

六十名防暴警察排成盾墙，催泪弹发射器上膛，守着一片不到五十平方米的花坛。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守那片花坛，”当天参加抗议的学生后来回忆，“他们只知道上级说不能让示威者靠近美国国旗。”

花坛完好无损。

但全球媒体的镜头记住了这一幕：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欧洲的心脏，需要上万名警察才能保护自己不被花盆砸中。

南德意志报次日社论标题：《胜利者被围攻》

文中写道：“冷战结束不到三年，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