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了鞋倒出里面的土，然后才开口说了一句：&34;朝廷出了新规矩。

他媳妇手里的鸡食盆掉在了地上，碎成两半，米糠撒了一地。

她没有去捡，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男人，像是要确认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34;砍头？涨个价就要砍头？

赵大柱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像是怕被墙外的什么人听见一样，&34;铺子里的人要是私自涨价，被人告发了，夷三族。就是说，全家老小都要被杀。还有他上面的官员，也要跟着倒霉。

院子里安静了好一会儿，只有那几只鸡还在低头啄着地上的米糠，偶尔发出一两声满足的咕咕声。

风从院墙外吹进来，带着秋天特有的干爽和凉意，吹在两个人的脸上，像是要把他们脸上的那层震惊也一并吹走似的。

过了一会儿，他媳妇开口了，声音有些发颤，但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用力往外挤：&34;那以后米和盐的价钱不会再涨了？

他媳妇蹲下身，把碎成两半的鸡食盆捡起来，放在墙根下，然后又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她没有再说话，但她心里在算一笔账——家里五口人，一个月要买多少米，多少盐，多少粗布。

如果那些东西的价钱真的不再涨了，那一年下来，能省下多少铜板？

她不敢往深里算，怕算完之后发现是白高兴一场。

但消息还在继续传。

到了九月下旬的时候，国营店铺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安庆府治下的一个小村庄，村外就是大片的稻田，稻穗已经泛黄了。

往年这时候，村里人最担心的不是收成，而是收成之后粮价会不会被压得太低，买了粮食之后又会不会被奸商抬高价卖给他们。

他们种了一辈子的地，种出来的粮食自己吃不完，要卖一些换钱，但卖的时候被压价，买的时候被抬价，一进一出，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落不下几个铜板。

九月底的一天傍晚，村里几个汉子收工回来，蹲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面歇脚。

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姓刘，村里人都叫他刘老四，年轻时在外面跑过几年，比村里其他人见识多一些。

他一边卷着旱烟，一边把自己从镇上听来的消息说给其他人听。

蹲在旁边的一个年轻汉子，叫二牛，听到&34;夷三族&34;三个字的时候，手里的烟杆差点掉在地上：&34;夷三族？杀全家？就为了涨个价？

二牛愣了一下，像是在消化那番话，然后他忽然咧开嘴笑了，那笑容来得很快，像是心里某根一直绷着的弦忽然松了：&34;那以后买粮食就不用怕被奸商抬价了？

二牛没有再说话，他蹲在那里，手里的烟杆没有点，就那么攥着，像是攥着一件很重要又不知道该怎么用的东西。

他想起去年冬天的事情，那时候大雪封了路，镇上的粮铺把米价从每斗六十文涨到了一百二十文，翻了一倍。

他家里那几张嘴等着吃饭，他咬着牙去买了两斗，花了两百四十文，回来的路上手都在抖。

他媳妇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了，她没说话，只是把米倒进缸里的时候，动作比平时轻了很多，像是在对待什么珍贵的东西。

从那以后，他每次去买粮都要在铺子门口站一会儿，先看看今天挂出来的价钱，然后再决定买多少。

如果贵了，就少买一些；如果实在买不起，就去村东头的二叔家借一点，等来年收了粮食再还。

消息继续往南传，十月初的时候，浙江严州府的一个山村也收到了消息。

这个村子在山沟里，进出只有一条窄窄的山路，平日里几乎与世隔绝。

村里人买盐买布要走上大半天的山路到镇上去，来回就是一整天。

村子里没有茶馆，没有铺子，唯一能算得上&34;消息集散地&34;的地方，是村口那间小小的土地庙。

土地庙里供着一尊泥塑的土地公，香火不算旺，但逢年过节总有人来上几炷香。

十月初三那天傍晚，村里一个姓郑的年轻人从镇上回来，带回来一份抄录的告示。

告示是从镇上的县衙门口抄回来的，抄得很潦草，有些字还缺了笔画，但大意还在。

他把告示拿给村里几个识字的人看，那些人看了半天，你一句我一句地把内容拼凑出来：&34;朝廷要开铺子，叫国营店铺，卖米、面、粮、油、盐、铁、布价钱由国家定，不许涨&34;

旁边几个不识字的人听着，有人忍不住插了一嘴：&34;那以后盐价不会再涨了？

村里人面面相觑，都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像是在听一个很远的地方发生的故事。

他们这里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朝廷的铺子能开到他们这里来吗？他们不知道。

十月中旬，杭州城外，一个紧挨着钱塘江的小集市。

这个集市不大，每逢三、八开市，十里八乡的人都会挑着自家种的东西来卖，换些油盐布匹回去。

十月初八正好是开市的日子，天还没亮，集上就已经有了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