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的、卖柴的、卖鸡蛋的、卖布头的，各占一块地方，把那条泥土路挤得满满当当。

路边有一家卖米糕的小摊，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妇人，姓张，集市上的人都叫她张婶。

她在这里摆了二十多年的摊，靠着卖米糕供大了两个孩子，如今儿子在杭州城里一家铺子里做伙计，女儿已经出嫁了。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蒸米糕，用一辆独轮车推到集市上来卖，一块米糕卖两文钱，一天下来能赚个二三十文，勉强够过日子。

这天早上，她的生意比平时好一些，可能是因为天凉了，赶集的人想吃口热的。

她正在给一个客人包米糕的时候，听到旁边几个人在议论什么。

她的耳朵不自觉地竖了起来，一边包米糕一边听——她听到&34;国营店铺&34;、&34;不许涨价&34;、&34;夷三族&34;、&34;抄家灭族&34;这些话。

她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手也跟着抖了一下，米糕差点掉在地上。

她把米糕包好递给客人，收了钱，然后走到旁边那几个正在说话的人旁边，声音有些发紧地问了一句：&34;你们刚才说朝廷要开铺子，卖米面粮油，价钱不许涨？

一个中年汉子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34;对，告示上写的，国营店铺，朝廷统一定价，不许私自涨价。谁涨谁倒霉。

张婶没有再问，她走回自己的摊子后面，站在那里，看着集市上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忽然觉得今天的日头比平时亮了一些。

她想起去年冬天，杭州城里的粮价涨了好几回，她去买米的时候，看着那挂出来的价格牌，心里一阵阵地发紧。

她卖一天米糕能赚二三十文，但买一斗米就要花掉她好几天的收入。

她当时就在想，要是粮价能稳下来就好了，哪怕不降，只要不涨，她就能算得清每个月该留多少银子买粮、该留多少银子给儿子寄去。

现在，也许真的能稳下来了。

她不知道国营店铺什么时候能开到杭州城外这个小小的集市上，但她知道一件事——朝廷已经下了决心，连夷三族、抄家灭族这种话都说出来了，那就说明朝廷是真的要管这件事了。

至于五等商税的消息，则是稍微晚一些才传开的。

那些经营米铺、盐铺、杂货铺的商人们，比普通百姓更早看到这个消息，因为告示贴在县衙门口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挤在前面看了。

告示上写着五档税率，从三十税一到三税一，每一档对应什么货物，都列得清清楚楚。

消息传开之后，普通百姓最先关注的自然是第一档——&34;粮、盐、农具、粗布、柴炭、药材——三十税一&34;。

这些东西是他们每天都要买的，朝廷在这些东西上不加税，或者说加的税轻到几乎感觉不到，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消息。

杭州城外那个集市上，一个卖柴的汉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跟一个买家讨价还价。

他挑了两捆柴走了一个多时辰的山路到集市上来卖，打算卖八文钱一捆。

买家嫌贵，只肯出六文，两个人正僵持着，旁边有人插了一句嘴：&34;听说朝廷给柴炭定的税是三十税一，跟以前一样，没加。

卖柴的汉子愣了一下，手里的扁担差点滑下来。

买家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十四文钱递过去。

汉子接过钱，把两捆柴从肩上卸下来，放在买家脚边，然后重新挑起空扁担，往集市外走去。他的步伐比来时快了一些，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推了一下。

他又想起另一个消息——朝廷要开国营铺子，卖米面粮油盐铁布，不许涨价。

如果那些铺子真的开起来，他以后买盐就不用在镇上的铺子门口站半天了。

他知道自己只是个砍柴的，朝廷的铺子能不能开到他那个山沟里还两说，但至少，他听到了一件让他觉得日子有盼头的事情。

绍兴府城外的一个村子，村口有一棵大樟树，树底下常年摆着一张石桌和几条石凳，村里人农闲时喜欢聚在这里闲聊。

十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几个妇人坐在树下纳鞋底，一边纳一边说着闲话。

她说着，把纳好的鞋底翻过来看了看，满意地点了点头，又继续穿针引线。

樟树下的几个妇人都没有说话，安静地纳着手里的鞋底。

她们不懂什么商税，但她们听懂了一件事——朝廷在她们买得起的那些东西上，没有加税。

她们每个月要买的米、盐、粗布、柴炭，还是和以前一样。而那些她们买不起的东西，加了就加了，跟她们没关系。

这个认知让她们手上的动作都轻快了一些，像是在那片刻的安静里，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从她们肩头滑落了下去。

十月底的时候，京杭大运河边上的一个小镇里，一个在码头上干了二十多年的老脚夫，傍晚收工回到家，坐在门槛上脱鞋倒土的时候，忽然对屋里说了一句：&34;孩他娘，以后买米不用再算来算去了。

屋里正在做饭的媳妇没有听清，探出头来问了一句：&34;你说什么？

他媳妇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