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份真诚里面，有多少是因为他本来就认同圣道在德不在血，有多少是因为他在落笔之前已经判断出皇帝想要看到什么样的答案，朱厚照无法确定。

他把卷子放回案上，靠在椅背上，目光穿过敞开的窗子，望向远处太液池的水面。

日光在水面上碎成一片细碎的白光，像是有人在上面撒了一把碎银子。

几只水鸟从荷叶间飞起来，在低空中盘旋了一圈，又落回了原处。

只不过这一次，他用一道殿试题目筛选出了一批在立场上不会与他作对的新科进士。

但下一次呢？

下下次呢？

三年一科，几十年下来，他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筛选出更多认同他主张的人。

但这个办法本身有一个漏洞——他只能筛选那些已经考到殿试的人。

而那些人，在进入殿试之前，已经经过了十几年的儒家教育，已经接受了那一套“君臣共治”、“道统高于皇权”的话语体系。

殿试题目能筛选出他们在“孔家”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但筛选不出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

遇到下一个像孔家一样的问题时，他们会不会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因为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话语体系，再次形成一致的判断，再次站在皇帝的对立面？

朱厚照想到这里的时候，目光微微沉了一下。

他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叩了两下，发出细微的“笃笃”声，在安静的暖阁里格外清晰。

他想起自己前世在天上飘荡的那数百年里看到的东西，他看到过那些后世的学者们，如何把明史翻来覆去地研究，如何在那些泛黄的纸页和模糊的字迹之间寻找蛛丝马迹，试图解释一个王朝何以从鼎盛走向衰亡。

而他们讨论的时候，几乎都会提到同一个词——“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这四个字，在后世的讨论中频繁出现。

有人说文官集团架空了皇权，有人说文官集团把持了朝政，有人说文官集团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朱厚照在天上看着那些讨论的时候，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真的有“文官集团”这个东西吗？

他在天上飘荡了数百年，见过大明的朝堂，也见过后来的清朝、民国，见过各种各样的组织、团体、党派。

它们有章程、有领袖、有财政来源、有明确的组织架构，成员之间有着清晰的隶属关系和利益绑定。

而大明的文官们，从来没有这些东西。

文官们分属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翰林院、通政司等不同的衙门，各有各的隶属，各有各的上司，各有各的职责范围。

吏部管不了刑部的案子，户部管不了兵部的军饷，都察院的御史可以弹劾六部的官员，但御史本身隶属于都察院，有自己的长官和同僚。

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可以指挥所有的文官，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可以约束所有的文官，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可以供养所有的文官。

皇帝坐在最上面，是所有人共同的主宰。

六部尚书互相之间是平级关系，谁也不比谁高一头；侍郎对尚书负责，尚书对皇帝负责，不存在一条从最高处一直贯穿到最底层的纵向指挥链条。

如果“文官集团”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那它应该有一个领袖——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发号施令的人。

但刘健在的时候，谢迁和李东阳与他意见不合；谢迁在的时候，焦芳与他互相看不顺眼。

他们从来没有像一支军队一样，整齐划一、令行禁止过。

更重要的是，文官之间的利益经常是分裂的。

浙江的官员和江西的官员在赋税分配上针锋相对，南京的官员和北京的官员在权力归属上互不相让，言官和内阁在政策方向上各执一词。

他们会互相弹劾、互相攻讦、互相拆台，有时候激烈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一个“集团”内部如果存在如此频繁和激烈的内斗，那它还能算是一个“集团”吗？

所以，严格来说，大明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文官集团”。

没有正式的组织架构，没有统一的领袖，没有清晰的利益一致性。

文官们是一盘散沙，是一群各自为政的人，是一群在多数时候互相争斗、只在少数时候才会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的个体。

但问题在于，他们确实会在某些时刻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比如说，在反对皇帝的大兴土木、谏诤皇帝的不当行为、保护某条被认为是“祖宗之法”的制度时，他们又的确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丝毫不亚于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像弘治年间，他父皇曾经想修缮乾清宫的几个殿宇，因为有些地方确实年久失修。

但当时的内阁和六部以“国库不丰”为由，联合反对，联名上疏劝谏，他父皇最后只好作罢。

这种惊人的一致性，主要来自三个“共享”。

第一个共享是意识形态（儒家）：所有文官都读四书五经，信奉“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道高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