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让他们在面对皇帝不合理的个人欲望（如昏庸、大兴土木）时，会天然地联合“谏诤”。

第二个共享是阶层利益：他们作为地主知识分子精英，天然会维护土地税收制度、科举选官制度，压制可能威胁其地位的势力。

比如说，武将，防止武人专政，以及宦官，防止近幸乱政。

第三个共享是规则与惯例：他们共同遵守“祖宗之法”、奏议流程、考核体系。

这套规则本身就会产生惯性，例如“廷议”的结果常常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多数文官的共识。

这三个共享，最终让文官在面对某些问题的时候，即便没有经过任何事前商议，甚至也没有抱团，但是也依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正如所有人学习算术的时候，都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当他们再遇到一加一这个问题时，哪怕没有经过任何提前商议，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一加一等于二。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当所有人都信奉同一套理论，所有人都用同一套话语体系思考问题，那么他们就会在没有任何事前协调的情况下，做出完全一致的判断。

朱厚照的目光从太液池的水面上收回来，落在自己面前的书案上。

他伸出手，拿起那摞试卷中最上面的一份，随手翻开，看到了上面那句熟悉的话——“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和平，此十二字者，非孔氏一家之私产，乃天下万民共秉之良知。”

他看完那句话，然后放下卷子，靠在椅背上，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那是一个几乎看不出来的笑容，带着一种复杂的、说不上是感慨还是别的什么的表情。

吕柟之所以会写“圣道在德不在血”，是因为他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

朱熹在《四书章句》里写过：“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

陆九渊说过：“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那些话被写进书本里，被一代又一代的先生们反复讲解，被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反复背诵，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不用思考就能得出的结论。

所以当殿试的策问题目摆在面前的时候，吕柟不需要问任何人，不需要和任何人商量，就能在纸上写出那番话。

那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读过的书、听过的课、背过的文章，已经把他塑造成了那个样子。

这一次，他们在“孔家”这个问题上站在了他这边，是因为孔家已经成了一个靶子，但如果在其他问题上，他们依然会用那套体系得出让他不舒服的结论。

那么，怎么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才能让文官不再拥有那种“集体行动逻辑”？

怎么才能分裂那些士子，让他们不再信奉同一套理论、不再用同一套话语体系思考问题？

朱厚照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天花板的横梁上。

他想起自己前世在天上飘荡时，见过那些后世的王朝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他们用的办法很简单，也很直接——让读书人不再只读一种书。

后世那些学校里有不同的课程，不同的学科。

有人学数学，有人学物理，有人学文学，有人学历史。

学数学的人用逻辑思考问题，学物理的人用实证思考问题，学文学的人用感性思考问题，学历史的人用经验思考问题。

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进入不同的行业，从事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当一个问题摆在面前的时候，学数学的人说“这个数据不对”，学物理的人说“这个实验做错了”，学文学的人说“这个故事不感人”，学历史的人说“这个经验不适用”。

他们不会得出同一个结论，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共享同一套话语体系。

朱厚照的目光微微亮了一下，如果大明的读书人，也不再只读一种书呢？

如果他们在进入官场之前，有人学的是经学，有人学的是律法，有人学的是算学，有人学的是农政，有人学的是水利，有人学的是边务，有人学的是工程

那么当他们进入官场之后，遇到同一个问题的时候，还会得出一样的结论吗？

一个学律法的人，看到事情先想“这合不合律法”。

一个学农政的人，看到事情先想“这对百姓收成有没有影响”。

一个学水利的人，看到事情先想“这对河道有没有影响”。

他们信奉的理论不同，话语体系不同，利益诉求也不同。

学律法的人希望律法体系更完善，学农政的人希望农业政策更合理，学水利的人希望朝廷多拨银子修河道。

当他们坐在一起议事的时候，他们不会自然而然地站到同一边，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同一类人。

朱厚照坐直了身体，双手搁在书案上，十指交叉。

他在心里把那幅蓝图又展开了一些，如果大明的官学，不再只有一种课程体系呢？

如果府学、县学里的学生，可以选修不同的科目呢？

如果他们通过不同的科目进入不同的仕途通道呢？

那大明的官场结构就会从根本上被改变，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