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底层，中国电影，伊朗电影，俄罗斯电影，部分拉美电影。

这个层级的作品有明确的准入条件，要蕴含着所谓的批判性，展示对西方的向往。

以此来满足西方道德优越感，和对自身制度的优越性确认。

是自我否定式，破坏性的批判。

而且在这里面，中国电影，准确的说大陆在最底层。

不仅要满足批判和外部美化向往，还要自恨，要大输特输。

在尽可能堆满苦难，边缘文化符号之外，更是要拒绝一切发展和现代化图景。

你要拍贫穷，但不能拍脱贫。

你要拍边缘，但不能拍边缘群体获得尊严。

你要拍传统，但不能让传统有任何正面的力量。

你要美化杀人犯杀人，甚至不能展现罪犯的改过自新。

哪怕后者坏人变好，本身不算好的叙事。

在这个类北约体系中，有一个细节，很是意味深长。

港台地区电影的位置，几乎能与日韩持平。

可以拍一些独特的局域文化特色，可以被允许有自己的美学主张，可以在国际影展上以地区身份出现。

比如今年柏林的弯岛电影《天边一朵云》，还有今年的戛纳，侯小贤的《最好的时光》和杜其峰的《黑社会》，他们可以保留地区特色。

而内地的王晓帅《青红》，要恨，要否定！

因为前者被西方叙事赋予了更高的天花板。

这不是偶然。

就象出国留学，西方社会给华裔女性设置的天花板，往往比华裔男性高。

资源和工作的获取难度，华人女性比华人男性低。

这是系统性的分化设计。

在这个结构里，女性更容易产生对西方体系的亲近感和优越感。

留学情侣的感情，也往往会在这种不对等的压力下破裂。

和品行无关，也和性别无关，是环境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

西方从根本上，就带着原罪，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在制造裂痕，在原子化个人。

西方给港台电影更高的上限，是让港台的文化人可以俯视大陆同行，让他们更有优越感。

这是在培养文化分离心态，是用电影评价体系完成的身份政治操作。

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是的，西方媒体扶持憨蠢二人组也是同样的道理。

给文盲设置的发展天花板，比寒窗苦读的高，让他们上电视，成为青年偶象，俯瞰同龄人。

最终。

沉逸达没有选择文艺片之路。

就好比三大电影节，每一届都必须至少保证好莱坞必须有一个主要奖项一样。

这个和市场没有关系，就是纪律。

《绿草地》和《孔雀》比较，沉逸达觉得《绿草地》获奖机会大一些，顾长伟资历深不假，但潜力太低了，没有统战价值。

《绿草地》导演是宁昊，肉眼可见的天赋，然后还有他作为出品人，统战价值远高于顾长伟的《孔雀》。

票选社会，统战规则就是最适用的规则，谁需要被拉拢，谁就会得利。

但沉逸达没有说破。

说了也没用。

你让跪习惯了的人，不要跪了，反而会触怒对方。

顾长伟此刻还沉浸在自己有可能拿奖的美好期待里。

沉逸达说：“顾导说得对，我希望以后有更多中国导演能来柏林。”

顾长伟满意点了点头，端着咖啡走了。

他刚走，一个声音从沉逸达身后传来，“沉导。”

沉逸达回头，看到一个穿着浅灰色连衣裙的年轻女人站在几步之外，手里拿着一个电影节的文档袋。

表情有些腼典，但还是大方地走了过来。

张静楚，饰演《孔雀》女主角的演员，也是最近被媒体称为文艺片新星。

“你好。”沉逸达跟她握了握手。

她自我介绍道：“沉导，我叫张静楚，在《孔雀》里饰演姐姐。”

沉逸达笑了，“我知道，我看过你的表演片段，很有灵气。”

张静楚的眼睛亮了一下，“那，沉导有没有兴趣看《孔雀》的放映？”

沉逸达反正也没别的事，便点了点头，“行，去看看。”

放映结束后，沉逸达和张静楚坐在空荡荡的放映厅里聊了很久。

“你觉得怎么样？”张静楚问。

沉逸达老毛病又翻了，习惯性做空，认真道：“你演得很好，特别是那场姐姐在餐桌上被父亲扇耳光的戏，一种压抑到几乎麻木的空白，不是一般的演员能演出来的。”

张静楚被夸的有些不好意思，“沉导，你看得很准。”

沉逸达看着她，“我拍电影的时候也是这样看演员的，你给我的感觉是，你不只是在用演员的角度去理解角色，你也在用导演的角度去理解整场戏的结构。”

张静楚从惊讶变成了惊喜，“沉导，你是怎么知道的？”

“看出来的，也是我的猜测。”

“我是中戏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