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点开佐藤发来的语音转写，屏幕上的字很密，明显是刚从现场赶出来的。

“我先去请愿书记者会，年轻记者很多。有人追问他们是不是受外国舆论影响，代表直接回，说不是外国先问我们，是我们先开始问家里没人回答的问题。后来我又去另一个团体那边，他们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反对讨论历史，而是反对让别人先下定义。两边都在用‘我们的历史不能被别人定义’作为理由。但一边在说，所以我们要面对它。另一边在说，所以我们要守住自己的解释权。”

白野听完，长出一口气。

“佐藤这句，准。”

她站起身，在桌边走了半圈，像是要把刚才收到的信息重新排一下。

“以前这种分歧能压着，是因为谁都可以装没看见。现在不行了。有人想把电影送进学校，另一边立刻跟上来抢定义权。表面是围着一部电影转，底下其实是战后几代人第一次在同一个问题上公开分叉。”

刘勇看着她。

白野继续说：“而且这两边都不是老年保守派，也不是固定的右翼社团。都是第三代、第四代，都是原本应该被一句‘那都过去了’按住的人。现在他们自己不肯被按了，这事才真麻烦。”

“麻烦归麻烦。”刘勇把手机扣在桌上，声音不高，却很硬，“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别人想不想认，先放一边。现实不会替谁后退。”

白野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

“你这话比他们记者会还冲。”

“因为事实就摆在这。”刘勇说，“他们不是在对电影说什么，是在用电影做介质，说他们之间以前不肯说的话。”

白野顺着接了下去：“所以司人那句算落地了。电影不再是被讨论的对象，它就是讨论本身。”

这一次，刘勇没有立刻出声。

窗外有车鸣一声，很短。屋里两个人都没动，却都知道事情已经变了性质。

以前那些回声，多少还算围绕影片。可东京这一步不一样。请愿的人拿电影开门，对立的人借电影立界，记者问的是家庭、学校、国家叙事，教育委员会答的是程序语言。银幕上的两个小时，已经被拖进了社会结构里。

过了几秒，刘勇忽然问：“全国大报跟了没有？”

“佐藤还没发？”白野低头看手机。

“应该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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