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幽灵？”

刘彻大笑：“说得好！去病深得朕心！什么‘朱三太子’，什么前朝余孽，在绝对的实力和煌煌功业面前，都是笑话！朕要的，是让天下人，无论是汉是胡，都以身为大汉子民为荣！让后世任何想要窃据神州者，都先掂量掂量，能否承受我汉家雷霆之怒！传旨，加大募兵力度，筹备粮草，来年春暖，朕要再议北伐匈奴之事！此外，通西域之事，亦需加快。朕要让八方来朝，让我大汉文明，光照寰宇，如此，何惧一二孤魂野鬼作祟？”

刘彻的应对，充满了汉帝国鼎盛时期的自信与扩张性。他将“朱三太子”所代表的威胁，视为自身不够强大的表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猜忌和内部镇压，而是更积极地向外开拓，建立不世功业，以强大的国力和灿烂的文化，自然吸引和同化一切，消除任何怀旧的土壤。这是一种外向的、阳刚的解决思路，与清朝内向的、阴鸷的恐惧形成了鲜明对比。

大唐，贞观年间。

李世民与群臣再次陷入了沉思。这一次，话题更为微妙，涉及王朝更迭的合法性与对前朝遗族的处置。

“魏征，你如何看待清廷对‘朱三太子’之态度？”李世民点名。

魏征出列，肃容道：“陛下，清廷于此，失之伪，亦失之苛。其伪，在于口惠而实不至，宣称优待而实加屠戮。其苛，在于杯弓蛇影，滥及无辜，连暮年教书先生亦不能容。此非圣王之道。孔子云：‘宽则得众’。又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清廷失信于天下，又行严苛之政，其统治看似稳固，实则如履薄冰。康熙之梦魇，非‘朱三太子’所给，乃其自身统治之弊所生。”

房玄龄补充道：“玄成所言极是。观隋末群雄并起，亦多假借前朝名义，或拥立杨氏子弟。然我大唐高祖、太宗皇帝，以拯民于水火为己任，吊民伐罪，天下归心。对隋室后裔，亦未赶尽杀绝，反而给予礼遇。此乃自信，亦是人君之度。若我大唐亦如清廷般，对前朝宗室猜忌屠戮，对民间结社、流动严加防范，动辄以谋反论处，则天下何以归心？盛世何以呈现？水能载舟，然若视水为仇寇，时时欲涸泽而渔，则舟覆之祸，恐亦不远。”

杜如晦从务实角度分析：“清廷之策，亦有其不得已。以异族统御广土众民之汉地，本就不易。其初以暴力征服，后虽行汉化，然隔阂深种。‘朱三太子’恰是此隔阂与敌意之集中体现。其处置失当，在于未能从根本上化解隔阂，反而以更多暴力加深之。如今天幕所示，其心魔非但未除，至雍正、乾隆时，仍演变为对文字、思想之极端禁锢。此乃恶性循环。”

李世民颔首，叹道：“诸卿之论，深得朕心。为君者，当有包容天下之胸襟，有驾驭四方之自信。对前朝，可批判其失，亦当承认其有可取之处，更应对其遗族妥善安置，以示新政之宽仁，亦绝奸人借端之口实。对百姓，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富民教民，使其安居乐业，自然不愿生事。若百姓果腹尚难，冤屈无处可诉，则即便无‘朱三太子’，亦有张王李赵太子为乱。康熙防‘朱三太子’，却不知民心方为根本。本朝当以此为鉴，务必使政清人和，百姓安乐。如此，纵有宵小欲借前朝名号，亦无人应和，其祸自消。”

他再次强调了他的治国理念：以德政和惠民来从根本上消除动荡的土壤，以自信和包容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这与清朝基于恐惧和猜忌的统治术，形成了理念上的根本对立。虽然李世民也重视情报和掌控（百骑司），但其出发点是维护稳定，而非单纯出于统治者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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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年间，李隆基在最初的震惊和代入感之后，思绪也飘向了别处。他想到了自己那位曾祖（李世民）的胸怀，也想到了目前朝廷中一些微妙的情况。

“安禄山……也是胡人，也深受朕恩，手握重兵……” 这个念头再次不受控制地冒出来。康熙对“朱三太子”的恐惧，本质上是对汉人潜在反抗的恐惧。那他自己呢？对安禄山这样的胡将，真的就完全放心吗？安禄山现在看起来憨厚忠诚，可权力和野心是会滋长的。万一有一天……

他又想起光幕中提到的，清廷如何对待明朝宗室，如何以“假冒”之名行杀戮之实。如果，如果将来有一天，安禄山或者别的什么人，也以某种“清君侧”或者“除奸佞”的名义起兵，那会怎样？自己这些皇子皇孙，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不，不会的。朕对禄儿恩重如山，他岂会负我？” 李隆基摇摇头，试图驱散这些不吉利的想法。但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便难以根除。他对安禄山的宠信或许不会立刻改变，但内心深处，那根警惕的弦，已经被天幕间接地拨动了。

“三郎，你怎么了？” 杨玉环察觉到他神色有异，柔声问道。

“没什么，” 李隆基勉强笑了笑，将她揽入怀中，“只是觉得，这皇帝，要想做得安稳，也不容易。罢了，不想这些烦心事了。高力士，让人新排的《霓裳羽衣曲》可好了？朕与贵妃要赏舞。”

他选择用眼前的歌舞升平，来暂时麻痹那被天幕勾起的、关于权力、信任和未来命运的一丝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