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那忧虑已如淡淡的墨痕，浸入了盛世的华美绸缎之下。

大宋，汴京。

宋徽宗赵佶的注意力，诡异地从“朱三太子”的悲惨命运，转移到了光幕描述中提及的、那些以“朱三太子”名义进行的、近乎儿戏的“谋反”活动上。

“直隶那个朱慈焞，竟在庙会卖未来官职？捐七品县令香火钱的，还因争道打起来？” 赵佶觉得有些好笑，又有些难以言喻的荒诞感，“这……这也能叫谋反？这康熙，连这等事也如临大敌？”

他身边擅长书画、也懂得逢迎的佞臣笑道：“官家，可见那北地蛮夷，到底不通教化，心眼窄小，徒惹人笑。若在我大宋，文治昌明，百姓知礼，焉有这等荒唐之事？便是有，官府亦能明察秋毫，一笑置之。”

赵佶点点头，觉得有理。大宋士大夫文化鼎盛，民间富庶，虽然也有方腊之类的民变，但似乎与这种围绕着前朝皇室符号的、近乎迷信和骗术的“谋反”不太一样。他觉得，这或许是文明程度不同的体现。清廷毕竟起于关外，对中原文化深层那种“正统”观念带来的符号力量，既恐惧，又无法真正理解，反应过度也在情理之中。

但他没有深想的是，这种围绕“正统”符号的动员能力，在末世或乱世，往往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梁山泊好汉还要扯个“替天行道”的大旗，方腊也要托称“明教”。而“朱三太子”这个符号，在明清易代、华夷之辨敏感的背景下，其号召力可能远超他的想象。他只是单纯觉得清朝皇帝胆子小，事儿多。

“不过，那康熙修《明史》，在崇祯儿子名字上动手脚，倒是一招妙棋。” 赵佶转而欣赏起这种“文雅”的算计，“既除了隐患，又保全了名声，还让后世考据者头痛。嗯，我朝修史，亦当严谨，尤其是对前朝（五代）皇室记述，需得合乎礼法，彰明正统。” 他完全从艺术和“技术”角度去欣赏，忽略了其中血腥的本质。

而在黄州，苏轼的感怀则更为沉重。

“王士元……朱慈焕……‘吾曾有一此乎？’……” 苏轼低声吟诵着那位老皇子在公堂上的悲愤诘问，心中充满了同情与悲凉。“刑部认定他未参与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好一个‘莫须有’！秦桧以‘莫须有’杀岳武穆，清廷以‘未尝无谋反之心’杀前朝皇子，何其相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对这种基于猜忌和“思想定罪”的迫害，有着切肤之痛。乌台诗案，他便是因诗文被曲解，被指控影射、诽谤，险些丧命。

“可见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坐江山者，若失了仁心，只剩猜防，则律法可枉，史笔可曲，苍生可鱼肉，耄耋可凌迟。康熙号称仁君，盛世之主，其内心深处，不过一恐惧之独夫耳。其所缔造之‘盛世’，恐怕亦是枷锁重重之盛世。” 苏轼对那位未来的“圣君”，做出了严厉的评判。

他更从“朱三太子”符号的长久影响力中，看到了一些别的东西。“符号之力，源于人心之所向。清廷越禁，越杀，此符号在民间反而越具魔力。何也？因其统治未尽得人心，因其政令多有苛酷，百姓积怨，便需一宣泄寄托之偶像。‘朱三太子’恰承其重。此非一人一家之事，乃时代之病症也。惜乎，那朱慈焕，无辜成为这病症发作时，第一个被献祭的老人。”

他感到，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大潮和政治的痼疾面前，是如此渺小和无力。无论是他苏轼，还是那个朱慈焕，都只是棋盘上任人摆布、随时可弃的棋子。这种认知，让他刚刚因天幕揭露嘉定惨案而激起的愤慨，又蒙上了一层深重的无奈与悲悯。

而在另一个时空，辛弃疾的怒火，则找到了新的燃烧点。

“康熙老儿！你就只会对前朝孤儿老人下手吗？！”辛弃疾怒发冲冠，指着光幕大骂，“有本事，真刀真枪，与北方的蒙古，与海上的外寇，与一切敢犯我华夏疆土者，一决高下！终日琢磨着怎么给一个教书先生安罪名，怎么在史书上改名字，算什么英雄！算什么皇帝！懦夫！鼠辈！”

他极端鄙视这种对内严苛、猜忌，将精力耗费在清除“思想犯”、“符号威胁”上的行为。在他心中，真正的强大，应该展现在对外开拓、保境安民上。

“那朱慈焕老人，若有志气，当年何不隐姓埋名，结交豪杰，联络义士，待时而动？哪怕如我辛弃疾，空掌兵符，也要上书北伐，至死方休！他却只知躲藏教书，最终仍不免一死，窝囊！可悲！可叹！” 他恨铁不成钢，既恨清廷的狠毒，也有些瞧不上朱慈焕的“懦弱”（在他看来）。他理想中的前朝遗孤，应该是卧薪尝胆、时刻图谋复国的英雄，而不是只求苟活的平民。

“但是，‘朱三太子’这名号，能用八十年，让皇帝做噩梦，也算有点用处！”辛弃疾转念一想，眼中又燃起火光，“这说明，人心未死！汉祚未绝！只要这名字还在传，就有人记得大明，记得华夏！康熙越是怕，越是杀，就越证明这名号有力量！哈哈哈，好！好一个‘朱三太子’！你虽身死，其名长存！这，或许就是天意对暴政的一点嘲弄吧！”

他将“朱三太子”现象，视为一种不屈的民族精神的曲折表现。虽然他不认可具体个人的选择，但他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