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杀，这已是天壤之别。

开元年间，李隆基的反应则更为矛盾和个人化。

他看到江南工商业繁荣的描述，首先想到的是：“如此富庶，若朝廷能多收些商税，何愁用度不足？那梨园、华清池的用度，或可更宽裕些。” 他对“萌芽”毫无概念，只看到钱。

看到李贽的思想，他撇撇嘴：“狂生妄言，离经叛道，该杀。” 与他享受的君权至上的生活格格不入。

但看到清朝的圈地、投充、逃人法，尤其是“主子可任意惩处买卖奴仆”、“奴才思维”时，他搂着杨玉环的手臂，不自觉地收紧了一些。他固然是天下至尊，后宫三千，但他无法想象，如果天下人都变成这种毫无人格尊严、生死操于他人之手的“奴才”，那会是怎样一个了无生趣、令人窒息的世界。他享受权力，享受美色，享受艺术，但这些享受的前提，是他是“人上人”，下面还有“人”，而不是一群唯唯诺诺、只有恐惧没有生气的“奴才”。

“玉环，若天下人都成了那般模样，这曲子，这舞蹈，还有人能品出滋味吗？” 李隆基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杨玉环依偎在他怀中，轻声道：“三郎是天子，是圣主，天下在陛下治理下，自然是百姓安乐，礼乐昌明，怎会如那蛮夷治下一般？”

李隆基闻言，心中稍安，但那一丝被勾起的、对极端奴役状态的厌恶和隐隐恐惧，却留了下来。他忽然觉得，自己虽然有时也任用酷吏，也打压异己，但比起天幕上描述的清朝，似乎……还算讲些规矩？至少，他不会随意将大臣的妻女夺走，也不会将百姓随意变为可买卖的牲畜。这点认知，让他对自己“圣明天子”的形象，稍微找回了一点信心，但也让他对“胡人”统治的可怕，有了更具体的印象。这或许会让他对安禄山等胡将的信任，再打一丝折扣，尽管这折扣，在眼前的美酒佳人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大宋，汴京。

宋徽宗赵佶的注意力，再次被引向了“雅趣”的方向。

他看到江南丝绸业繁盛的描述，首先想到的是：“苏杭锦缎，天下闻名，朕之内库，亦多珍藏。若那‘几十张织机’之家能织出新颖花样，倒可命人采办些来。” 他对“资本主义”毫无兴趣，对“萌芽”背后的社会变革更是漠不关心，只关心能否提供更好的艺术品和奢侈品。

看到李贽的思想，他摇头：“此等言论，有伤风化，败坏人心，不可流布。” 然后便丢到一边。

但看到清朝的“圈地”、“投充”，尤其是“妻孥丑者携去”等描述时，他皱起了眉头，对身旁的蔡京道：“这金人（他此时尚不知后金-清）行事，也太过粗鄙不堪。夺人田产已是不该，岂可连人家眷也一并掳掠？毫无体统。” 他是艺术家，讲究风雅，对这种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野蛮行径，感到本能的厌恶，认为缺乏“文明”的掩饰。

蔡京附和道：“官家圣明。蛮夷之辈，不知礼义，只知掳掠。我大宋以仁孝治天下，焉有此等恶行？”

赵佶点点头，觉得大宋在文明程度上，还是远远高于这些北虏的。至于“逃人法”和“奴才思维”，他则觉得那是蛮夷内部管理奴仆的办法，虽然严酷，但“非我族类”，也懒得置评。他完全未能从这些描述中，看到任何对自身统治的警示，只觉得那是另一个野蛮世界的故事，与他和他的“宣和盛世”无关。他的关注点，很快又回到了新得的太湖石和书画鉴赏上。天幕带来的，仅仅是一点对“蛮夷粗鄙”的优越感，和一丝对可能影响到江南精美织物供应的隐约担忧。

而在黄州，苏轼的叹息更加深沉。

“萌芽……随风而逝……” 苏轼望着滚滚江水，神色悲悯，“可叹江南锦绣，市井繁华，本可孕育新机。可叹卓吾先生（李贽）之思，如暗夜星火，本可照人迷途。俱往矣！非亡于天灾，非败于内斗，而亡于外虏铁蹄，亡于倒退之国策。此非一家一姓之更迭，实乃文明气运之一扼腕！”

“圈地为牧，投人为奴……此非治国，实乃毁国！” 苏轼的声音带着痛心，“将已然松散之人身依附，重新紧固为奴役锁链；将可能勃发之工商生机，彻底扼杀于掠夺之中。更有那‘逃人法’，视人如畜，窝藏者反比逃亡者罪重……此等律法，何异于猛虎苛政？长此以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然其以严刑与奴化并施，竟能维持二百年……可悲！可叹！这‘奴才思维’，竟是维系其国祚之秘方？那我华夏数千年倡导之‘土不可不弘毅’，‘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又置于何地？”

他感到一种文明被野蛮强力扭曲、阉割后的巨大悲哀。比起直接的屠杀，这种缓慢而系统的“奴化”，在苏轼看来，或许对文明精神的伤害更为深远。因为它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从精神上改造，让你心甘情愿，甚至感恩戴德地放弃自由与尊严，以做稳奴隶为幸福。这比被迫为奴，更令人齿冷。

“吾尝言：‘人生识字忧患始’。今日方知，识字明理，方知何为‘人’。若人人皆被教以奴才之思，以主子的喜好为是非，以主子的赏罚为荣辱，那与蒙昧禽兽何异？如此国度，纵然有广厦万间，粮积如山，不过一巨大之牢笼、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