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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相权、取消笏板、强化跪拜、自称奴才、军机处传达……这些他习以为常、甚至视为巩固皇权必要手段的制度与礼仪，在后世眼中，竟成了制造“奴性”、导致民族“精神黑暗”、“胆小软弱”、“麻木不仁”的根源！甚至将清朝类比为“奴隶制国家”！而黑格尔那句“只有皇帝一个人有自由”，此刻听来，不再是褒扬，而是最残酷的指控——建立在亿万人不自由基础上的、孤独的、最终也必将崩塌的“自由”！

更让康熙感到一种近乎绝望的荒谬感的是，后世竟有人将他们这些“奴性制造者”拍成电视剧，塑造成“英明伟大”的偶像来崇拜！这岂不是最大的讽刺？这岂不是意味着，那被批判的“奴性”遗毒，并未随清朝灭亡而彻底清除，反而可能借由对这种“英明帝王”的怀旧与美化，在新的时代潜滋暗长，让人“满脑子君臣跪拜”，阻碍民族真正走向“现代”？

“梁九功。”康熙的声音平静得出奇，但在这平静之下，仿佛有万丈冰渊在凝结。

“奴婢在。”梁九功躬身，大气不敢出。

“取朕日前写的那幅‘知耻’来。”康熙道。

梁九功连忙小心取下御座后那幅墨迹未干透的训诫，呈到御前。

康熙看着“知耻”二字，以及旁边那“四知”与“四耻”的小注，目光久久停留在“耻以百姓为刍狗”和“耻为冢中枯骨”这两句上。天幕所言“奴性”，岂不正是将百姓视为可随意塑造、可剥夺尊严、可令其麻木的“刍狗”？而一个制造奴性的王朝及其帝王，无论生前如何显赫，在后世清醒者眼中，岂非正是阻碍文明进步的“冢中枯骨”？

“传旨。”康熙的目光从字幅上抬起，投向殿外沉沉的夜色，“明日恢复常朝。着在京文武百官，俱需到场。朕有话说。”

“嗻。”

康熙不再言语，只是反复看着那幅“知耻”，心中波澜起伏。天幕这次的批判，比任何具体罪证都更让他感到无力。因为他要对抗的，不仅是未来的错误政策，更是他自己身处的、被视为“奴性之源”的这套皇权制度本身。他之前所思的改革，如缓和社会矛盾、推动满汉融合、整顿吏治、重视文教等，或许能缓解一些症状，但能触动这“制造奴性”的根本吗？废除跪拜？改革自称？限制皇权？这每一条，都关乎统治的根基，牵一发而动全身。

然而，若不触动，听任后世子孙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将整个民族的精神带入“黑暗”与“麻木”，那爱新觉罗氏就真的成了华夏文明千古罪人，而不仅仅是亡国之君了。那种“奴性”遗毒，或许比割地赔款更为可怕，因为它腐蚀的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知易行难……尤其是，知自己乃‘病根’所在……”康熙心中叹息。但既然天幕已将这最残酷的真相揭开，他便再无逃避的余地。他必须做些什么，哪怕只是极其有限的、象征性的改变，也要为后世留下一个不同的信号，表明这条制造“奴性”的道路，并非不可调整。

南京，洪武朝。

奉天殿前，朱元璋负手而立，面色在夜色中犹如生铁铸就。天幕的言论，尤其是关于“奴性”源于清朝皇权强化的剖析，如同一道闪电，劈入他本就对“君权”与“臣节”极度敏感的心海。

“二月河？帝王三部曲？歌颂鞑虏皇帝？还英明伟大？我呸！”朱元璋的冷哼如同冰碴相撞，“后世有些人的骨头，真是软到没边了！被鞑虏骑了三百年，杀了几百年，奴役了几百年，这刚过了一百年，就忘了疼，开始给屠夫唱赞歌了？还拍成戏文，让人看？真是贱骨头！就该把他们扔到辽东，让建州女真再教教他们什么叫‘主子’！”

他对那些批判二月河、反对崇拜皇帝的言论，倒是听得颇为顺耳：“说得好！1912年就没皇帝了，还念叨皇帝作甚？《国际歌》唱得对，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咱们共产党……呃，后世那个党，说得也对，要推翻封建帝制！谁再敢在戏文里吹捧皇帝，尤其是鞑虏皇帝，通通该抓起来！”

然而，当听到黑格尔的评论以及关于清朝制造“奴性”的系统分析时，朱元璋的神色变得异常凝重，甚至隐隐露出一丝……自省？

“宰相……咱是废了。”朱元璋喃喃道，想起胡惟庸案，“但咱废相，是因为胡惟庸这厮跋扈专权，结党营私，危及社稷！咱设立内阁，也是为辅政。可没让满朝文武都自称‘奴才’！” 他对“奴才”这个称呼深恶痛绝。

“笏板……站着上朝……是咱改的。”朱元璋继续回想，“唐宋坐着，咱觉得太散漫，改成站着，是为整肃朝仪，提高效率。可没让人三跪九叩，形如牛马！” 他对清朝那种极度卑躬屈膝的礼仪，感到极度厌恶和不屑。“跪天跪地跪父母，见了官老爷就要下跪？见了洋人也跪？膝盖这么软，还打什么仗？守什么国？难怪鲁迅说看见杀人都不动弹！都是跪久了，站不起来了！”

朱元璋越说越气，猛地转身，对着肃立的朱标、朱棣及百官吼道：“都听清楚了？这就是强化皇权、苛待臣下、践踏民尊的下场！不是皇权越重越好！重到把人都压成了奴才，压成了木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