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几秒。

七个。

一个班三四十个孩子，七个被建议去查多动症。

“孙乐妈，你听清楚了？确定是七个？”

“确定。班主任跟我说的时候还挺自然的，说现在这种孩子多，让家长早点带去看。”

我靠在椅背上。“你先别急。圆规没碰到人这事你记住，明天去学校别吵，但该问的得问清楚。其他的回头再说。”

挂了电话，王胜利在柜台后面擦杯子，眼睛往我这边瞟。

“七个？”

“七个。”

他把杯子放下。“一个班能有七个多动症？”

“不能。”我把病案本合上。“正常发病率百分之五到七，一个班四十个人，撑死两三个。七个，那不是诊断，是筛子眼太大。”

王胜利嘬了口茶。“那学校为啥这么说？”

“不一定是坏心。”我想了想。“老师不是医生，她分不清什么是多动症，什么是坐不住。孩子上课说话、走神、跟同桌打闹，在老师眼里全是一类。加之现在信息发达，网上随便搜一搜征状对号入座，觉得哪个都象。”

“那要真去查了呢？”

“查了分两种。一种确实有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是好事。另一种本来没事，被带去医院一通量表一填，家长紧张，孩子也觉得自己有病，反而出问题。”

王胜利不说话了。

我上楼躺下，脑子里转着这事。

其实不止多动症。抽动症、自闭谱系、感统失调，这几年全成了热词。家长群一传十十传百，这个说我家孩子查出来了，那个说我家的也象。搞得好的孩子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吃药的越来越多，但真正该引起重视的反而被淹在里面了。

医生有责任，学校有责任，家长也有责任。但说到底，最吃亏的是孩子。

第二天一早，王胜利买了两根油条一碗胡辣汤。我吃了半碗的时候，店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烫着卷发，妆化得挺精致，但黑眼圈遮不住。她手里牵着个小姑娘，六七岁的样子，辫子扎得整齐，进门之后乖站着不动。

太乖了。

我多看了一眼。

小姑娘站在那里，两只手绞着衣角，眼睛盯着自己脚尖，肩膀微微缩着。不是那种安静听话的乖，是紧绷的、小心翼翼的乖。

“大夫，我闺女也是多动症。”女人开门见山。“学校让去查的，量表填了，说分数线以上了。”

“坐。”

女人把孩子按到凳子上，小姑娘坐得笔直，手放在膝盖上，象个等着被点名的小学生。

“叫什么？”

“周思彤。一年级。”

“谁说的多动症？”

“学校心理老师建议的。说她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发呆，作业拖拉，让去医院查。我们去了县医院，做了量表，医生说注意力缺陷型，偏注意力问题，不是那种特别闹腾的类型。开了盐酸托莫西汀，我没敢给她吃。”

我看着周思彤。“彤，你上课的时候在想什么？”

小姑娘抬头看了她妈一眼，又低下去。

“没关系，说什么都行。”

她的声音很小。“我在想老师会不会叫我回答问题。”

“怕回答问题？”

她点头。

“回答错了会怎么样？”

“老师会说我没认真听。同学会笑。”

我没急着接话。“你在家写作业的时候呢？坐得住吗？”

女人抢着说：“坐倒是能坐住，但磨蹭。一张卷子写两个小时，中间发呆好几次。我说她，她就哭。”

“发呆的时候在想什么？”

周思彤又绞起衣角。“我在想写错了怎么办。”

“写错了会怎样？”

“妈妈会生气。擦掉重写。”

女人脸上有些不自在。“她写得太潦草了，不擦能行吗？”

我没接这话。“思彤，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好不好睡？”

“不好。”她说得很快。“我翻来翻去。”

“在想什么？”

“想明天的事。”

“什么事？”

“不知道。就是害怕。”

我心里大致有数了。让她伸手。脉弦细，偏快。舌头伸出来，舌尖红，苔薄，舌体偏瘦。

“你闺女不是多动症。”

女人一愣。“可量表分数过了。”

“量表是筛查工具，不是金标准。注意力缺陷量表里有些条目跟焦虑症的表现是重叠的。比如走神、做事拖拉、无法集中注意力。多动症的走神是控制不住，脑子散了。焦虑的走神是被担心的事占满了，脑子太满。”

我指了指周思彤。“你看她坐在这儿，一动不动，手一直在绞衣服。多动症的孩子坐不住，她坐得住，但紧张。她不是注意力散了，是注意力全放在了怕出错这件事上。上课想着会不会被提问，写作业想着会不会写错，睡觉想着明天的事。这是焦虑。”

女人张了张嘴。“她才六岁，能焦虑？”